《周易》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(二十二) (第8/9页)

》压倒《公羊》、《毂梁》二传的根据原因。《左传》反而后来之上，是在于《左传》陈述的是历史，而不是阐发什么微言大义。但帝国的统治者，并没有把《公羊》、《毂梁》排除在“经”外。

    对《春秋左传》一书里存在大量的占筮例子，我们前面多有举例，此处我们不再多说。那些占筮例都是反映诸侯王公们处理国之大事时所运用、决断方法。反映了《春秋》诸侯国里充满着巫术迷信。可这《左传》在帝国里定为“经”来让学子学习，培养帝国的知识人才。

    这“五经”之书都是什么内容呢？我们大至已知，所谓浩首穷经去研习“经书”，既可谋取仕途前程，又可做学问留名千古。可在这些“经学”里浸润成长起来的儒者，也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心理。

    这“五经”里不凡都有占筮的说法，而不是排击占筮，而是成了决疑的方法。可这作为后封建社会里的“经”书，是帝国教育必须坚持的原则，又是教课书，是培养帝国管理者的知识范本。并把那种算卦推及人事吉凶之“学问”，也当成真理去学习效法。难到后封建里的二千多年时空里那么多的读书做学问者，没有看破过这算卦上是如何的一回事吗？还是忘记了先秦诸子那些理性认识及对占筮术的排击么？而在帝国漫长的时期里，再也没有人出来质疑与批判，反而代代的学者去研读学习，形成了东方文化里一门最庞大的数术“学问”，是何道理呢？而现在又如此的复兴这数术文化，难道是所谓复兴传统文化吗？

    在帝国里“五经”定为独尊后，只能培养出的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者。如两汉的董仲舒、刘向、京房、扬雄、王充等，而整个后封建社会里，在这种“经书”里所学习与培养出的知识人才，只能是亦巫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