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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显然还不够。过了几日，皇帝打算派遣御史和廷尉分批前往大夏各郡国，处置地方上的告缗案件。方犁终于按捺不住，上了一道疏，条分缕析地说明，没收商人财产虽可暂时充盈国库，却有种种弊端，不啻于杀鸡取卵、涸泽而渔。其一，商贾破产后，从商者少，则物价必贵，民生多有不便；其二，若无商贾在各地流通有无，那些工匠作坊做出来的东西却卖哪里去？长此以往，必将带来大夏工商业的全面萎缩和坍塌。还有其三其四，不胜枚举。这道疏一出，立刻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好几位朝臣也跟着上奏，历数告缗令带来的恶劣社会影响，说得气愤愤的，龙椅上的皇帝却变了脸色。

    不等皇帝开口，底下便有大臣率先冲方犁等人发难，双方你来我往，在朝堂上吵作一团。一方说鼓励告缗败坏人心，另一方便道这叫以毒攻毒；一方说告缗令影响民生国计，绝非仁君所为，另一方便咄咄逼问，难道任由北疆匈奴烧杀掳掠便是仁君所为了吗？吵到最后，皇帝摆手让改日再议，朝臣们只得咽下唾沫星子，悻悻地散了朝。

    方犁当晚回家后，独自在灯下沉思，想到自己与皇帝政见不行，若被派到地方上推行告缗令，又下不去狠手，必会被皇帝见责，搞不好还要拿他扎个筏子给世人看。还不如趁此机会，称病罢官算了。想到这里，便提笔写了一封称病疏，第二天就派人递了上去。

    称病疏递上去后中，如石沉大海，也没个回音。方犁便日日在家高卧，也不去官府理事了。谁想过了几天，一日清早，门外忽然有人敲门，声音十分急促，原来是朱彦派了奴仆来，说要请他过府一趟，有要事相商。